2018年0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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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旧体诗词的改革及新格律诗词框架构想

审核日期:2018-07-11 浏览次数:225 文章评论:10
作者:迅风

编者按:文章从新文化运动到今天,细致地讲了诗的发展和变化,请朋友们多读!


启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已逾百年。曾视为“死文学”被第一个“革”掉“命”、第一个“被折腾得奄奄一息”(引自夏中义《陈独秀:旧诗与“文学革命论”》)的文体即旧体诗词,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又凤凰涅槃般地再生、复兴,依然展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宛如一张古典美人的脸再艳光四射,生机勃勃。”(夏中义语,如前)放眼全国各地的“国学热”、“书院热”、“旧体诗词热”,以及旧体诗词社团组织、期刊不断涌现,充分说明经过数千年文明沉淀积累的旧体诗词这种经典文学的文体,也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再创辉煌。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不过,面对洪流滚滚的文学大潮,诗词界不少有识之士也不无困惑,即面临“文学革命论”两大旗手陈独秀、胡适“文体新则文学活,文体旧则文学死”机械思维的巨大阻力,以及受新诗或称现代诗已取得相当成就而以其自由奔放、无拘无束的创作理念之影响,旧体诗词面对的首要挑战是如何介入文学现代化历程,而且迅速崛起成为有别于“新诗”或现代诗的文学典范之一。其根本出路在于必须经历“重大冲围”和改革创新,方能适应新时代而有所作为。

一、自“文学革命”的百年来,旧体诗词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艰难历程

在二十世纪,由于“文学革命”的打压与扼杀,旧体诗词的发展一直处于“式微”却是不争的事实。王德威教授说过:“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原本就是一部墨水与血水交相渲染的痛史。”(引自王德威《百年旧诗人文血脉》序文)

说到“文学革命”,谈及旧体诗词的“式微”,绝对绕不开的就是陈胡二人。陈独秀刊于1916年《新青年》第1卷第3号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敲响了“文学革命”的开场锣鼓。当时远在美国攻读并非文学类博士学位而急于崭露锋芒的胡适致函于陈助威,并于191711日《新青年》刊发《文学改良刍议》,更把“锣鼓”擂得震天价响。接着陈于191721日《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拖四十二生的大炮”向中国旧文学发射了第一声响炮。在其凌厉的刀笔之下,历代文学经典如诗经、骚、赋、骈文、唐诗、宋词、曲剧等统统被判为“死文学”或“半死文学”。更出乎陈、胡意料之外的惊喜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在极短时间“文学革命”竟然“革”出了鲁迅那样的“活文学”。还令文艺界更诧异的是,陈、胡声称“文学革命”的目标并不限于“言文一致”,要把“旧文学,旧政治,旧理论”一锅端(见1918《新青年》第5卷第4号)。有关“文学革命”的是非,自有文学史家去论断。然而,笔者赞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夏中义教授的一个说法:“陈、胡硬伤之通病是在思维偏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乍看不无‘深刻的偏见’,然终究行之不远。”(见夏中义《陈独秀:旧诗与“文学革命论”》)

历史包括文学史,往往暗含不少蹊跷与吊诡,而于蹊跷与吊诡之中人往往被戏弄。看2003年版《陈独秀诗存》,仅旧体诗就有48题共158首。写于19031916年的旧体诗共79首,时称他为“中国最有名之诗人也”。(见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而在19171933年间,作为诗人的陈独秀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沉寂十六年之久不染指旧体诗。直至1934年,他又恍若梦醒,在流寓江津之后,重拾笔杆,把酒吟风,再次写作旧体诗多达近80首。将《陈独秀诗存》置于“文学革命论”的历史背景来评判,无论从诗学或诗史的角度来考察,“客观上又成了反观‘文学革命论’之虚妄的诗性证词”(夏中义语),而且以其行动事例构成了把旧体诗词判为“死文学”的“否定之否定”的实证。

在百余年来生存极艰的环境下,旧体诗词的命脉也并未被彻底革掉。就在陈独秀沉寂不吟的十六年里,作为革命家、诗人的毛泽东却在马背上引吭高歌,创作了古风诗1首、词14首。(见《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以至在后来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且在格律音韵方面有所突破与革新。与此同时,一批老一辈著名作家、诗人如王国维(《静庵诗稿》《人间词》)、陈寅恪(《陈寅恪诗选集》)、聂绀弩(《聂绀弩诗全编》)、王辛笛(《听水吟集》)、叶元章(《九廻肠集》)等,还有朱德、陈毅、叶剑英等元帅,以及民间许多不知名的文人、诗人坚持不懈地研究、创作旧体诗词,取得了文学史不可忽视的重要成就。被奉为“活文学”典范的鲁迅、郭沫若等,也写作了不少旧体诗词。正如南京大学客座教授、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指出:“尽管‘五四’以来白话‘新文学’占据主流位置,旧体诗词书写唱和继续存在。不仅如此,在许多历史关键时刻,旧体诗词见证嬗变、铭刻忧患的能量远远超过任何以‘新’为名的文类。”

二、旧体诗词正处于再生复兴与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首先,我国自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尤其在中共十八大以及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正是作为文学经典之一文体的旧体诗词,再生、复兴与加快发展所面临的重要政治、文化背景和历史性机遇。旧体诗词大繁荣大发展的大环境已经形成。

其次,各级党政及其文艺主管机关,目前对文艺事业与文艺工作的重视程度可谓是空前的,并且社会各方面也对文学的改革发展极为关注与支持。这是旧体诗词发展的政治契机和文化土壤。

第三、旧体诗词社团和刊物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中华诗词学会于1987年建立,1994年就正式创办了《中华诗词》,据传其发行量远远超过以发表新诗为主的《诗刊》。近几年来,许多省市纷纷成立地方性诗词学会,陆续创办各自的会刊,几乎覆盖全国,并在海内外拥有庞大读者群。著名社团如野草诗社、钱塘诗社、岳麓诗社、洞庭诗社、太白楼诗社、东坡赤壁诗社、广州诗社、江西诗社、春申诗社、嘤鸣诗社、银杏诗社、燕赵诗社、甘棠诗社等,著名刊物如广东《当代诗词》、四川《峨嵋诗稿》、江苏《江南诗词》、湖北《东坡赤壁诗词》、北京《野草诗辑》、《上海诗词》、《福建诗词》、湖南《岳麓诗词》等,都办得很有特色,展示出旧体诗词发展的强劲势头。(参见李遇春《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平议》)

第四、说到旧体诗词发展的机遇,不能不说周啸天荣获鲁迅文学奖所引发的“争议事件”(姑且命名)。20148月,四川大学教授周啸天以一部旧体诗集《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获得了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的鲁迅文学诗歌奖。此事在全国各大媒体尤其是网络上引发了广泛争议,将周啸天及其旧体诗词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对这起“争议事件”,至今仍未引起真正的有识之士对其在诗学、诗史上的重要价值进行评估与考察。笔者认为,其一、周啸天旧体诗词获“鲁奖”,正是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一年半之后,释放出中央高层重视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政治、文化信号。其二、体现出中国作协和推荐上报的四川省作协以及鲁奖评委会对中央精神的深刻领悟和独特敏锐的文化战略目光。其三、将旧体诗词创作成果纳入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视野,既是对发生于百年前的“文学革命”偏激地将旧体诗词判为“死文学”的事例证伪,也是对旧体诗词这个文体在新时代进行革新与发展的肯定和支持。其四、更展示出中央文艺首脑机关的一个姿态,表明包含旧体诗词在内的各文学种类在新时代都处于平等竞争的发展平台,各文学类别都有各自出彩的机会。其五、“争议”的背后,更深层次地显示出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艰巨性,需要营造更广泛的社会人文基础和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旧体诗词的革新与新格律诗词的框架构想

走进新时代,旧体诗词这种文体要融入文学现代化历程,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主流之一,就必须改革创新,方能成为“万年不倒”之经典文体及经典作品。毛泽东曾与一位著名学者谈话:“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见昆仑出版社19893月版《毛泽东轶事》第250251页)

至于旧体诗词如何改革创新?马凯先生提出的“求正容变”和“求真求新”,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他在给诗词界领导人的信中,在几次有关诗词改革创新的讲话和专论中,反复强调改革和发展格律诗这种大美诗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在《再谈格律诗的求正容变》中指出:对格律诗的继承与发展,概括起来说,在内容上,就是要求真求新,即继承诗言志抒真情的传统,同时又反映时代风采和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在形式上,就是要求正容变,即尽可能地遵循正体’——严格的诗词格律规则,同时又允许有变格”“因为这些是前人经过千锤百炼,充分发挥了汉字的特有功能而提炼出的,是一个黄金格律,不能把美的东西丢掉。但也应容变,即在基本守律的前提下允许有变格。实际上很多诗词大家包括李白杜甫,很多诗词名篇,变格也不是个别的。(马凯《知古倡今,求正容变》)

对旧体诗词的“求正容变”与“求真求新”,笔者拟提出“两保留”,“三从宽”,“两创造”,以构建新格律诗词之框架,即在继承唐宋格律诗词的基础上,以创造共和国新时代的大美诗词。

(一)保留体式。即保留格律诗词的基本体式,如五言、五绝,七律、七绝,以及各词牌等的名称、句式、字数不变。必要的形式,也是思想、情感和事物的有效载体。传统经典诗词作为一种文体,一定的形式是绝不可少。鲁迅说过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

(二)保留用韵。无韵则无诗,这应是诗词的一大“黄金定律”。凡诗、赋、词、曲等,皆为有韵文体,统称韵文。用韵或押韵,应是中华诗词的本质特征。

(三)韵律从宽。鉴于现代汉语已普及和推广普通话,在写作诗词时,古韵与新韵都可用或可混用,不应严格限制。鲁迅说: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书信集》下卷《致蔡斐君》)又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同的韵(《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下册《致窦隐夫信》)

(四)平仄从宽。诗词的平仄运用,是现代人写作的一大难点。新格律诗词,既可依古代韵书的要求,也可按现代汉语的声调,去大体讲究平仄。甚至在某种达意表情的需要时,也可以突破平仄的限制。

(五)对仗从宽。对仗,在律诗和一些词牌写作上要求非常严格。现代人写作诗词,能在对仗方面有较高的追求当然更好,否则也不必硬性限制。能工则工,非工则宽。

(六)创造大美意境。共和国的建立,又经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正迈入“强起来”的新时代。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日新月异的繁荣与发展,这是新格律诗词大发展和当代诗人词人大展才智的良好机遇。新格律诗词应当关注时政,记录历史进程;弘扬主旋律,高歌和谐盛世;贴近民生,反映世间忧乐,努力创造富有时代特色、充分展示人民丰厚情感的大美意境,且创作出成为千秋传颂、万年不倒的经典之作。

(七)创造新体式和新词牌。针对现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诗词大家们应强化创新意识,努力创造新的有一定规则可遵循的诗体和新词牌。这对推进新格律诗词发展也是一种贡献。

总之,上述仅为个人浅识管见。笔者坚信,旧体诗词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革新,新格律诗词必将与“新诗”相向同行,取得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辉煌成就。

                                                                                     201711月于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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